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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第二十章 自殺在中國


北京王府井大街30多名訪民集體喝農藥自殺。

中國訪民在北京一報社前集體喝農藥自殺。
         中國自古將自殺視為一種免於羞辱或抗議霸權的英勇行為。項羽就是一例。他幫助推翻秦朝暴政,以殘酷甚至自負的形象流傳於世,但世人也讚賞他死去的方式:自刎。
         坊間有很多關於項羽自刎的傳說,但最動人心魄的版本如下:項羽被敵營軍隊包圍,在敵軍之中認出昔日好友便說,「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聽說漢用千金的價格、萬戶侯的地位懸賞我的人頭,我就做個人情給你吧。〉接著就自刎而死。這個傳說也許太過美化,超出事實的可能性,卻指出自殺在中國是種英勇也是值得讚嘆的行為這種「文化」觀念。
         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自殺者還包括屈原。屈原是中國古代的著名詩人。他是楚懷王的大臣,時常建議楚王該如何對付日漸壯大的秦國。但楚王聽信其他派系的饞言,不但不聽屈原的進言,還將他放逐。楚國後來在西元前二七八年被秦國併吞。楚滅亡的消息傳來,屈原在悲憤之下投汨羅江〈位於今日湖南省〉而死,抗議朝廷腐敗、在位者昏庸,導致楚國滅亡。
         兩千多年後,中國人仍然敬佩屈原的愛國精神和耿直風骨。他的詩仍然廣為流傳,不過西方讀者比較熟悉的可能是紀念他的儀式:划龍舟。雖然屈原的壯烈事蹟至今仍是中國文化認同的一部分,但自殺在今日中國卻變了個樣,成了一個相當普遍卻無人道破的問題,遭人漠視。光是粗估的自殺數據就很嚇人。
         根據中國衛生部的資料,國內每年自殺身亡的人數約二十五萬。換句話說,每兩分鐘就有一個中國人自殺身亡。這還只是有通報的自殺人數,不包括隱瞞未報或謊報其他死因的自殺。中國每年還有二百萬人試圖自殺,這是二零零三年的數據,本書進行時筆者能拿到的最新數據。況且,這二百萬人只包括送醫不治的人數,實際數字肯定更高。更驚人的是,中國媒體報導這二百萬人中「曾在急救期間接受精神測試和輔導的不到一成。」
         中國人民的自殺人數已經超過政府官員能準確估計的範圍。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二零零三年由中華醫學會神經學及精神病學分會和迴龍觀醫院創立〉的資料說,每十萬人就有二十三人自殺。若以官方公佈的十三億人口來計算,等於一年約有三十萬人自殺。
         自殺是十五到三十四歲的中國人的頭號死因。其中女性自殺率比男性高二成五,鄉村自殺率比城市自殺率高三倍。對照急速成長的經濟,以及愛把安定和諧掛在嘴邊的國家重新賦予人民的「自由」,這個數字實在驚人。一個照理說年輕人應該滿懷希望的國家,竟然有如此高的自殺率,國家領導者肯定會質疑以進步發展之名掀起的快速改變,又或中國人叫作『不自由,毋寧死。』了。
         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也指出,約一千六百萬人有嚴重精神疾病,六千三百萬人有其他心理問題。但迴龍觀醫院的鄒義壯教授說,全中國可能有多達九千萬人有心理問題-----不包含小孩和老人,這實在令人訝異,因為之前的數據顯示,兒童有時把自殺當成擺脫壓力的唯一方法。又當人們對目前政治和學習環境及壓力擠得快要爆炸,而又望不到美好前路的話,便作輕生之選。
         二零零八年有份調查訪問了二千七百名上海居民,發現將近六成說他們周圍的人有情緒或心理上的問題。上海醫療中心說憂鬱症是十年前的四倍。但相關協助並沒有隨之而來。該中心說根據二零零四年的數據,中國只有一萬六千多名精神科醫師,等於說精神醫師與人口的比例只有工業發達國家的5%到10%。事實上,九成臨床憂鬱症患者因為「認知不足、害怕丟臉或沒有保險」而從未接受治療。精神分裂患者也有一半從未接受治療。
         之所以缺乏醫療照顧,常聽到的一個原因是中國直到八零年代才開始在醫院設精神科。另一個原因是,自殺作為一種政治宣言有傳統脈絡可循,普遍可為人理解,但心理失調而導致的自殺卻仍然被視為一種恥辱。中國文化不鼓勵說出「負面」的感受和情緒。
         直到一九九二年上海的綜合醫院同濟醫院,才開設中國第一個專門治療精神患者的病房。比起為數不少的精神病患收容所,醫院病房提供的保護正常多了,前者有時還會變成政治領袖藏匿「政敵」的地方。儘管如此,類似同濟醫院的機構還是很少。
         政府規定,二零零五年之前國內七成城市至少要有一家綜合醫院提供精神醫療服務;二零一零年之前,精神問題較嚴重的鄉村地區要有五成設有這類綜合醫院。雖然如此規定,但北京大學臨床心理學中心的叢中教授說,「政府和醫院很少把錢投資在心理健康部門上」。叢教授還說,「年輕人因此打消了當精神科醫師的念頭。」
         城市裡的自殺案多半是承受不了壓力。例如,光是二零零七年五月,北京就有五名大學生自殺。這些自殺事件促使北京的人民大學發起「心理危機排查工作」,幫助解決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這個構想獲得一些人的支持,例如北京工商大學的林永和教授。他說「自殺是充滿強大心理衝突的漫長過程,衝突的跡象自會顯露出來。」但也有人持保留態度,例如在人民大學任教的馬少華,他說「這樣做傳達了負面的訊息,包括不信任。」猶豫不決的結果就是原地踏步,這之前我們就提過,就因為猶豫不決,每年才持續有成千上萬人孤單地死去。
         老師多半不鼓勵學生坦承心理的困擾,學生當然就沒有情緒的出口,除了已經選擇的那條路-----自殺。據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主任費立鵬指出,「很多學生想要自殺,但不想要老師或大學諮商中心的幫助,怕會傳到學校當局耳裡,引來更多麻煩。」二零零六年,北京七十萬大學生只有一百零八位心理醫師,等於每六千四百八十一名學生才分到一位心理醫師,這些學生往往煩惱又迷惘,甚至有自殺傾向。
         鄉村地區的自殺案另有其他因素,最常見的是生活貧困和家暴,目前顯然以女性受害最深。在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工作的許容指出,「鄉村地區的自殺案多半起於夫妻間的小爭吵.....有些是意外發生的,有些其實根源於不幸的婚姻。」鄉下女性承受了極大的壓力,因為得符合社會對傳統婚姻的期待,意思是說,很多婚姻都是奉父母之命。許容說,「這類婚姻多不是從愛情出發,鄉下男人通常不會表達對太太的愛和關心,太太又比較多愁善感。」
         許容的組織面臨的一個問題是規模難以擴大。她說計劃剛上路就遭到批評,因為大家覺得自殺是「私人問題」。儘管很快就交出好成績,該組織的服務範圍也只有三個鄉村地區的六個村落。
         很多女人遇到的問題比缺少愛情更嚴重。《華盛頓郵報》二零零七年報導,有位鄉下女人說她丈夫經常打她。四十五歲的王太太說,「他打過我多少次我不記得了。每天我都很生氣又不快樂,我覺得活著沒有意義.....你看得到我手上的疤,是他拿棍子打的。」王太太自殺過三次。而鄉下女人最常用的自殺方法就是喝農藥。
         農業部副站長劉登高意識到這個問題,表示農業部會限制毒性最高的殺蟲劑的產量、改變農藥的顏色和氣味、改用小包裝,並教育大眾正確的農藥使用及儲存方式。這是他二零零三年在中國自殺防治計劃研討會上所說的話。然而,現今要買到足以致命的農藥仍然輕而易舉,這些農藥也不當地儲存在居家環境中,一時氣憤或心情沮喪時,很容易就可以利用這種花費低廉的方式宣洩。
         河北省海興縣醫院的護士長韓金枝在二零零四年表示,最常用來自殺的農藥有歐滅松、達馬松、DDT 和除草劑,全都含有致命化學藥劑。媒體報導,在中國一瓶有毒農藥最低只要七元,而且很容易取得。二零零六年,許容表示女性還是可以輕易買到農藥,雖然三年前農業部才說要解決這個問題。
         有意自殺的人都會想要尋求幫助,每個社會都一樣。人自我了斷之前,通常會想要向外求助,找人訴說自己的心事,或者找個溫暖的肩膀,減輕自己內心的痛苦。不幸的是,中國人民就算主動求助,能找到的資源也不多。鄉村地區的救助團體資金嚴重不足,中國少數幾個求助熱線常常塞爆。
         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負責人費力鵬說,他們的求助熱線常常忙線中,十個來電有九個接不進去,「這很危險,因為來電者很可能想要自殺。」熱線部每個月的電話費約二萬五千到三萬元,再加上員工薪資,每年的實際支出約要一百萬元。這筆費用多半由中心所屬的醫院支付。二零零五年在上海成立的熱線也有同樣的問題。熱線部的某員工說,「只有一支熱線很明顯無法滿足需求。」
         香港中文大學譚國根教授撰文指出,「傳統中國人把自我看作一種角色,在家庭和社會關係中展現.....在這種關係中,個人不是一個獨立個體,因為他很少有個人認同或個體獨特性,活著主要是要扮演好社會期待他扮演的各種角色。個體獨特性只能在這個角色裡發揮。因此中國傳統裡如果有自我意識的話,也主要以角色意識呈現在外,在中國傳統的認知裡,認同危機很少被視為一種自我認同的問題。」
         譚教授的理論有助於解釋今日中國社會潛伏的抑鬱不安。縱使中共一步步摧毀了中國文化、傳統甚至歷史,但鄉下很多地方仍然十分傳統,譚教授指出的儒家思想也還存在。鄉下女人沒有抒解壓力的出口,在沒有給她們其他選擇的文化體制裡,往往只能選擇自殺。
         不過在中國城市裡,儒家思想的影響力就沒那麼大。述及現代中國人的心理時,譚教授說「因為缺乏文化傳統.....現代中國人對自我和認同更加困惑。個人主義變成自私自利的同義詞,自我被放在集體自我〈或稱「大我」〉底下,國家認同取代了自我認同。」
         譚教授另外也指出,「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我』指的是心靈,跟身體是分開的。但在西方文化以外,比方中國文化,『自我』包括身體和心靈。這種認知下的『自我』有其文化獨特性,因此沒有一種可為所有文化接受的普遍定義。」
         社會的前身-----家庭,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家人互揭瘡疤而四分五裂,而一胎化政策則使大家庭快速消失。現代人因此少了很多表達自我的管道。此外,在一個把個人主義等同於自私自利的社會裡,原本就不鼓勵人說出自己的心理健康問題。
         譚教授認為,「傳統儒家思想和共產思想聯手阻止人們認真去問「我是誰?」的問題、建立自我認同感。」
         前面說過,在中國國家認同感取代了自我認同感,這使現代中國人更固守一種價值不放。對現代的中國都市居民來說,自我認同只能藉由經濟能力展現。賺得錢越多,你這個人就越了不起,社會地位就越高。這無疑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態度。自殺率攀升、年輕人和受過教育的人想不開,追根究底就是受不了為求成功而產生的心理壓力。在這樣的社會中,中國人民的希望在那裡?百姓應該如何看待自己?又該怎麼強化自己的心靈克服難關?
         每年都有好幾萬人克服不了難關,選擇了他們唯一可以理解並實現自我的解脫方式:自殺。
         二零零七年初,重慶市有名年輕女性試圖從六樓往下跳,民眾在底下圍觀。有人大喊要她快跳,有人打電話叫朋友「來看好戲」,有人很失望她沒在急救員趕到、說服她下來之前跳樓。甚至對面大樓還有個年輕人坐在窗台上彈結他娛樂大家。急救員成功說服她下樓之後,底下群眾還喝倒采。今日很多中國人看這種悲劇在眼前發生,都有點看熱鬧的心態。
         對中國政府來說,『和諧』是無止盡重複的咒語。在一頭栽入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人的自我認同逐漸消失。古代中國崇尚的和諧,如今已被金錢慾望、發財夢,還有以中國嶄新的「自我」為地基建立世界的野心取代。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二十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2再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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