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8星雲農民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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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論理解中國人之難

        觀察、研究了中國二十年,深深體會到理解中國人之難,要描述中國人的行為已經很難,要解釋其成因就更難。
        的確,接觸過來自歐、美、非等許多地方外國人的人都會同意,要了解他們心底的想法並不困難,但要確定一個中國人對某事的看法就大不容易。我發現,中國人向不同的人說不同話,也就是 「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的言不由衷或見風轉舵情況,相當普遍,這個行為習慣令人覺得中國人的看法和行為飄忽不定、難以觸摸。而由於他們普遍 「見人講人話」,不同背景的人接觸他們,或在不同時候接觸他們,可會得到相當不同的反應和印象,這些反應和印象往往互相矛盾,若放在一起,中國人給人的印象就會顯得很費解、支離,可以很兩極化。

中國人崇拜白人誤盡蒼生
        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是,在過去十多年我問過逾百個到過中國大陸旅遊的外國人對中國大陸的印象,答案中都幾乎必定包括這樣一句:他們很友善,很樂意幫助我們。 所以都說很喜歡中國。由於這跟我對中國大陸的認識有太大差別,最初我感到他們的答覆很費解,也以為他們只是因為我是中國人所以刻意奉承一下,但後來越來越多被訪者也能說出他們獲中國人民幫忙的細節來,我就肯定他們在大陸確是普遍得到禮待的,但為甚麼我自己或者我說認識的中國人在中國遇到的卻是所謂同胞的惡形惡相呢?以至為甚麼最近兩個民意調查均顯示,竟有約兩成香港人曾經在大陸遇劫呢?後來我明白了,因為我問的那些外國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白人,為此我去問了一些到過大陸的黑人或膚色深於黃色的人種,他們得到的待遇跟那些白人是完全不同的。
        就單單中國人崇拜白人這一點,就足以嚴重誤導了許多白人對中國人以至中國的理解。這情況在香港也嚴重,比如前陣子英國著名傳媒人雅克〈Martin Jacques〉,在黑人愛妻因小恙於香港的醫院失救不治後,就因為指醫院因膚色歧視、救治不力而告上法庭,十分轟動。其後雅克在一篇很感人的痛斥香港社會種族歧視的文章中稱,他懂廣東話的黑人妻子生前常常向他訴說怎樣受到香港華人的歧視,但說他自己身為白人只感到香港人待他很好。這個悲劇是中國人「見人講人話」習性的一個極佳註腳。因此,很吊詭的情況是,若是白人的話,在未到過中國之前,可能還可以通過具深度的著作了解中國,但一親身踏足過熱衷於言不由衷、弄虛做假、奉迎白人的中國後,反而會大亂陣腳,完全失卻原來已經不多的認識,嚴重的可會一輩子就這樣被中國人的「變臉」牽著走。到過中國受過中國人奉迎而仍然清醒的白人是不簡單的,羅素如果沒有到過中國,恐怕他對中國的了解會準確得多;如果孟德斯鳩到過中國,恐怕就很難會有「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會騙人的民族」〈sont neanmoins le peuple plus fourbe de la terre〉這樣精彩的判語。孟德斯鳩有此成就,不僅是他聰明和好學,也是因為他很幸運,在巴黎結識了來自中國的、對中國文化深具批判能力的天主教徒黃嘉略 〈在外文典籍中有 Arcade Huang、Arcadius Hoange、Arcadio Hoange 等多種稱呼 1679-1716〉,由此得以攻破極難了解、極具欺騙性的中國文化 〈 見Jonathan Spence著 "Matters of Enlightenment   ",收錄於其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可見,白人若要深得中國文化精神之三昧,定力不夠的,抵擋不住中國人曲意逢迎的,最好別去中國;也毋需像許多中國專家那樣苦學漢語,因為對中國文化有一絲傾慕之心就難再理性立論。這方面孟德斯鳩就是一個很傑出的樣板。
        今天,要了解中國比孟德斯鳩容易得多了。那個時候還沒有  Arthur Henderson Smilh〈1845-1932〉,沒有魯迅〈1881-1936〉,沒有 Lucian Pye  ( 1921-?〉。有人擔心說,近一個世紀前的著作不過時嗎?當然沒有!中國轉變的太慢了,那裡的問題及其民族性格是萬古常新的。

研究顯示香港華人的風派奴才特多
        說到底,白人由於其膚色根本就很難了解中國,這一點《紐約時報》美籍華裔記者伍潔芳〈Sheryl Wudunn,1959-〉在其名著《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 中就說得很清楚,她說〝   My Chinese looks were a ticket to view the real side of China   〞〈我一副中國人的臉孔讓我得以目睹中國的真相〉。她說,她若不是黃臉孔,而是白人,那些中共官員就不會膽敢非禮她,她也不可以到尋常中國〈中國人〉民眾家庭登堂入室,親歷中國中國人最不想向外人-----特別是白人-----披露的一面。
        中國人的行為反應不但為來者的膚色度身訂造,也會細心考量他們的權力大小、財富多寡、職業「貴賤」等諸多因素,而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他們這樣做看來並不感到痛苦,而且一旦受到質疑時多會拚命否認。儘管這種勢利眼在外國社會也有,但決沒有中國人社會那樣鋪天蓋地,這種 「見人講人話」的猴子戲,幾乎每個中國人都是專家,但洋人就不容易有這樣的興緻。用學術一點的語言來說,中國人此現象是孔子人倫關係等差論的延伸,是金耀基教授 〈1935-〉說的「身份取向」〈status-oriented〉、「特殊取向」〈  particularistic orientation〉或 「關係取向」〈ascriptive orientation〉,是許烺光教授〈1909-1999〉筆下的 「處境取向」〈situation-cen-tered〉。著名心理學家布魯姆教授〈Alfred H Bloom,1946-〉也早於1970年代初通過心理問卷調查,發現香港華人的社會原則性〈Social Principledness〉遠比法國人和美國人弱,也就是說,香港人很少會以個人心底裡一種堅定不移的良知或道德準繩,來檢視社會傳統和政治權威的要求是否合理。說得更明白一點,香港華人就是見風駛舵的風派奴才。
當然,這樣的風派奴才在中國大陸應該更多。
        在這中國人重重面具的障礙下,洋人特別是白人要理解中國人當然異常迷惘、非常困難,因為他們不可能親炙過中國的文化污泥,但中國人自己卻也不見得很了解中國人,原因是他們已陷溺於中國大漢的文化污泥。

育兒方法斲喪是非觀念
        為甚麼中國人可以那麼輕鬆的「見人講人話」、見風轉舵呢?這就得從中國人的道德是非觀去解釋。無可否認,中國人道德是非觀之弱,是世間罕見的,今天的中國顯然已到了「失節事小、餓死事大」的地步,究其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是中國人父母 〈甚至教師〉對待兒童的惡劣方法。由於中國人父母一如一般中國人那樣,都是弱於邏輯智辯而精於羞辱、暴力,也篤信只要動機良好就可以不擇手段,子女在成長過程中往往為了避免羞辱和皮肉之苦,不得不長期講大話,捏造故事,甚至出賣兄弟姐妹,華盛頓勇於承認砍掉櫻桃樹的故事對傳統中國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試問一個兒童在這種大話生涯中浸淫十至十五年甚至更長日子後,長大了有甚麼大話是會感到難以啟齒的?
魯迅說得好:
        『.....別國的硬漢比中國多,也因為別國的淫刑不及中國的緣故。我首查歐洲先前殺耶穌教徒的記錄,其殘虐實不及中國。中國青年久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秘不發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賣友不可,於是堅卓者無不滅亡,游移者愈益墮落,長此以往,將使中國無一好人。』
〈見《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曹聚仁信》〉
無神論/泛神論摧毀道德約束
        中國人講大話不面紅的第二個要因是中國人不是無神論者,就是泛神論者,結果在行為的道德尺度上毫無制約,因此中國人是徹底的世俗主義者、實用主義者,在政 治上就是一級的現實政治信徒。任何理想主義或人道主義都是與中國人文化水火不容的。因此中國人評價一個人的成就時,不會單看其正面的建樹,也考量其破壞能 力,只要你有極巨大的破壞力,中國人也會欣賞你,甚至因而覺得你隱隱然有神力有殺氣而奉你為神。畢竟任何人類由於其宗教本能,若缺了天上的神,也得早晚在地上造神。中國人大都信奉這種非道德化的倫理觀,所以對強人甚至殺人魔王如史達林、希特勒、毛澤東或波爾布特等多不反感,甚至奉為偶像,這一點是讓許多外 國人感到費解甚而噁心的。正如在中英前途會談中擔任翻譯的吳吉平在其揭露了不少國家機密的回憶錄《中英會談風雲錄》〈1997〉中就印證了我的觀察,就是「中國領導人對強有力的外國領袖,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的,都有一種天然的好感.....因此戴卓爾〈柴契爾〉夫人.....深受中國領導人欣賞。」但當然,由於這次鐵娘子是為對付中國而來的,作者覺得「從後來訪問的發展來看,中方是有點葉公好龍之嫌。」其實,中國領導人固然喜歡強人,中國平民也是一樣喜歡那怕是暴虐蒼生的強人的。
        也由於中國人這種非道德化的倫理觀,許多人對近年冒起剛已作古的史學家黃仁宇( 1918-2000 )的非道德化歷史觀如獲至寶,因為他們終於為自己毫無道德約束的手段找到理論依據,也視之為擺脫傳統中國人所謂泛道德化的突破性貢獻。
        中國人之難解費解,讓無數世人誤認中國人喜好和諧、愛護自然、客觀中庸、甚至友善、靈性、幽默、優雅.....實在是很滑稽的悲劇。
〈原載於2001年5月《開放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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