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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文化大革命——邪靈附體,乾坤倒轉

         文化革命是共產黨邪靈附體全中國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國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紅色恐怖的狂風咆哮,如發瘋孽龍,脫韁野馬,群山為之震撼,江河為之膽寒。作家秦牧曾這樣描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連坐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據專家們的保守估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達773萬人。
         人們對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殺往往有一種錯覺,覺得這些大都是在無政府狀態下由造反運動形成的。殺人者也都是「紅衛兵」、「造反派」。但根據中國出版的數千冊縣誌所提供的資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不是紅衛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級政府處於癱瘓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鬥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級革命委員會」已建立,毛澤東恢復了對國家機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國著名大屠殺案件中,濫施暴力、血腥殺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軍隊、武裝民兵和各級黨員骨幹。
         從下面這幾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並非紅衛兵、造反派的一時過激行為,而是共產黨和地方政權的既定決策。文革時期的領導人與各級權力機構對暴政的直接指揮和參與,常常被遮掩起來而不為人知。
         1966年8月,北京紅衛兵以「遣返」為名,把歷次運動中劃為地、富、反、壞、右的北京市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據官方不完全統計,當時有3萬3千6百95戶北京市民被抄家,有8萬5千196人被驅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城市蔓延,多達40萬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連有地主成份的共產黨高級幹部的父母也未能倖免。實質上,這種遣返行動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長時就說過,要把北京居民成份純淨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市民全部趕出北京。1966年5月,毛澤東發出「保衛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葉劍英、楊成武和謝富治為首的首都工作組。這個工作組的任務之一就是通過公安局大規模遣返「成份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難理解,為甚麼紅衛兵對超過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還得到市、區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曾要求公安幹警不要去阻攔紅衛兵,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情報。紅衛兵不過是被當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這些紅衛兵也被共產黨拋棄,不少人被宣佈為「聯動份子」而入獄。其它的隨大批「知識青年」被送到鄉下參加勞動、改造思想。當時主持遣返活動的西城紅衛兵組織,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人的「親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通令也是由當時的國務院秘書長修訂後發表的。
         繼北京遣返地、富成份的人去農村,農村也掀起了又一輪對地、富成份人群的迫害。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屬的大興縣公安局的局務會上,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其中要點之一是公安干警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的情報,協助抄家。大興縣的屠殺運動直接來自縣公安局的指令。組織殺人行動的是公安局的主任、黨委書記。動手殺人,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殺中「表現好」而得以入黨。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在廣西一省有9千多人是殺人後入黨的,有2萬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還有與殺人有牽連的1萬9千多人。單從這一省的統計,就有近5萬共產黨員參與了殺人事件。
         文革中,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毛澤東當年講的這句話在肆虐一時的造反運動中廣為流傳。既然對階級敵人的暴力是他們「活該」,那麼暴力和殺戮也就廣泛傳播開去。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縣人民武裝部的基層民兵屠殺「湘江風雷」組織成員及黑五類。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2778戶,共4519人。全地區10個縣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壞」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 天。這僅僅是文革暴行中,一個地區的一個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會」成立後的清查階級隊伍運動中,內蒙古清查「內人黨」製造了35萬餘人被殺的血案。1968年在廣西有數萬人參與了對「四‧二二」群眾團體的武裝大屠殺,死人11萬。

1968年廣西“四.二二”大屠殺 (大紀元配圖)
        由此可見文革中的暴力屠殺首案、大案全是國家機器的行為,是共產黨領導人縱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殘殺百姓。直接指揮和執行這些屠殺的兇手多是軍隊、警察、武裝民兵和黨團骨幹。如果說,土改是為了土地而依靠農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為了資產而依靠工人打資本家,反右是為了讓知識份子緘口,那麼文化革命中這種你鬥我,我鬥你,並無哪個階級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產黨依靠過的工人農民,只要觀點不一致,就可以殺你。這究竟是為了甚麼?
        這就是為了造就共產黨一教統天下的大勢。不光統治國家,還要統治每一個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產黨、毛澤東的「造神」運動登峰造極。一定要以毛澤東的理論獨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於億萬人腦中。空前絕後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規定有甚麼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甚麼可以做,要怎樣去做,而除此之外甚麼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國人民實行著宗教崇拜一樣的「早請示,晚匯報」,每天數次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早晚兩次政治禱告。認字的人幾乎人人寫過自我批評和思想匯報。言必稱語錄,「狠鬥私字一閃念」,「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許崇拜一位「神」,只誦讀一本「經」——毛主席語錄。進而到不背語錄、不敬祝就無法在食堂買飯。買東西、坐汽車、打電話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語錄。人們在做這些事的時候,或狂熱興奮,或麻木不仁,已經完全被罩在共產黨的邪靈之下。製造謊言、容忍謊言、依靠謊言業已成為中國人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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